中南外语人的闪闪红心——沈宝基与《国际歌》翻译

一个世纪以前，随着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，《国际歌》传入中国，其昂扬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，激励着中国革命者奋然前行。一曲传唱至今，旋律不改，初心未变，中国共产党人仍然在歌声中努力前进，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砥砺前行。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闭幕式上，与会代表与全国人民在雄浑庄严的国际歌声中心潮激昂澎拜，为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感到无比自豪，对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充满信心。《国际歌》在中国的传播，离不开几代翻译家的努力，鲜有人知的是，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资深教授、中国著名翻译家、诗人沈宝基先生（1908-2002）也曾翻译《国际歌》，并为《国际歌》的现行译本的修订提做出了重大贡献。

1871年，巴黎公社诗人欧仁·鲍狄埃（Eugène Edine Pottier）创作六节格律诗《国际歌》（L'Internationale），1888年6月，法国工人作曲家皮埃尔·狄盖特（Pierre De Geyter）为之谱曲。《国际歌》诉说着共产主义理想，展现了英勇不屈的革命气概，随着世界各地工人运动高涨，歌曲被译成各种文字，传遍世界各地。

1920年，列悲首次译介《国际歌》，并以《劳动歌》为题刊登在由广东共产主义小组主办的周刊《劳动者》上。次年9月，耿济之、郑振铎从俄译文转译《国际歌》，由耿济之口译，郑振铎笔述，最终发表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小说月报》第12 卷号外《俄国文学研究专号》上。

然而，上述三种译本都未与原曲谱配译，故而无法传唱。瞿秋白是中国首位连词带曲译配《国际歌》的人，译文发表在1923年6月15日《新青年》季刊第一期《共产国际》号上。同时期，远在莫斯科的萧三与陈乔年根据法文并参照俄文译配《国际歌》（陈乔年配歌），歌曲随即在留学生中传唱，词曲还刊于1925年3月出版的《工人读本》第36-38课上，大大推动了《国际歌》在中国的传播。1939年春，萧三回到延安后，在吕骥、冼星海的帮助下，又对歌词进行润色。1962年修订稿完成前，萧陈译本一直是国内流传最广的版本。

1951-1964年，沈宝基致力于译介法国革命诗歌，翻译了鲍狄埃所著的《巴黎公社诗选》（Les Poèmes de la Commune），诗选于195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《国际歌》收录其中。沈译《国际歌》“在当时被广泛视为权威版”，沈宝基也被认为是“萧三之后，最为重要的《国际歌》汉译者”。

1962年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、中国音乐家协会邀请有关专家，在萧三译本基础上修改译词，经集体审定后，修订稿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公布，一直传唱至今。虽然修订后的《国际歌》译词更为忠实精炼，且已为大众所熟悉和接受，但学界对《国际歌》翻译的研讨未因此停下脚步，张成柱教授、伍铁平教授、沈宝基先生等都曾发表文章探讨现行译本存在的问题。

沈宝基在1956年翻译《巴黎公社诗选》时，认为萧三的译文“最为通达，影响也最大”，但第二句“起来，全世界的罪人！”译文值得商榷。沈老认为，将les damnés译为“罪人”不妥，并改译为“受罪的人”。沈老的修改得到萧三本人的认可与采纳，1961年，萧三为纪念鲍狄埃诞辰一百二十五周年，撰写“公社的歌声响遍全世界——漫谈巴黎公社诗歌”一文，公布了修改后的《国际歌》译词，把“罪人”改为“受罪的人”。1962年，有关专家集体修改译词时，沈老又建议改为“受苦的人”，他认为这样更加自然、朴素、确切，且不拘于法语的用词。此建议被有关专家采纳，很快也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首肯，还将其誉为“重大贡献”。

1962年修订稿还参考了沈老第三、四句的译文。萧三将原文“La raison tonne en son cratère: C’est l’éruption de la fin”译为“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，作一次最后的斗争！”沈老认为，此译文已背离原文的字面意义和形象，更重要的是把核心字眼“la raison（真理）”略去了，削弱了原来的含义，使得诗歌在思想发展上缺少动力。沈老将第三、四句译为“真理像火山那样怒吼，喷发出最后的烈火”，不仅保留了原文形象，忠实于原意，而且是上述所有译本中唯一将“la raison”译为“真理”的。1962年，专家修订译词时参考了沈老的译文，将第四句改为“要为真理而斗争”。沈老评道，1962年的译文虽与原诗有些出入，但符合鲍狄埃所强调的唯物的、科学的“真理”，也符合汉语语法习惯，且通俗易懂，让广大劳动人民都能歌唱，都能知道唱的是什么。

此后，沈宝基先生依然对译本再三斟酌，他认为译文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。（1）第五句中的“落花流水”，虽然形象生动、音调铿锵，但是没有达到原文意义的深度，他建议按照法文“Du passé faisons table rase”原意译为“旧世界我们要彻底摧毁”。“落花流水”和“彻底摧毁”是两个程度不同的概念，前者仅仅是惨败，还没有达到被彻底消灭的地步，而后者才是彻底消灭旧世界，迎接新世界，符合原意。由此他还引申出有关概念和形象的翻译问题，沈老认为，革命诗歌翻译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强调概念说理的词，比如平等、权利、劳动等，译时不一定就要用形象化的词来代替，可以用比较接近原意的词进行翻译，两种方法需权衡，避免因追求形象而损失概念原意。（2）原文第七句“Le monde va changer de base”（世界要根本改变）漏译，而把第八句“Nous ne sommes rien, soyons tout”分译为两句，对于诗歌而言，每一句都发挥着独特的作用，原则上不允许漏译。（3）第六节第一、二句原文“Ouvriers, Paysans, nous sommes, Le grand parti des travailleurs”现译为“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？是我们劳动群众！”沈宝基指出，鲍狄埃强调的是工农联盟，但是在修订的译词中，这一光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不见了，只是笼统地提出‘劳动群众’。“这是他卓越的革命见解，因为在法国1848年和1871年的两次革命中工农几乎是对立的，无产阶级的号召自然注意到工农联盟这一点”。（4）第六节原文第六句中的“les corbeaux, les vautours”现译“毒蛇猛兽”，用常见的成语达到神似，未尝不可，然沈老偏向于直译为“乌鸦、秃鹫”这两种吃人肉的鸟，一来是为了忠实原文，二来是因为乌鸦在中国同样具有不吉的象征，易使人联想到黑暗的剥削者，所以不会造成理解上的困难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名作复译是常见之事，倘若以后《国际歌》译本再次修订，沈宝基先生的见解将会非常有参考价值。

沈宝基对我们如今传唱的《国际歌》译词做出了重大贡献，他却从不以此为傲。作为译介法国革命诗歌最早、最多的人之一，沈宝基先生时刻胸怀国家、民族、人民。他认为，翻译具有鲜明的目的性，“翻译活动离不开时代的需要，离不开本国国情和民族的实际需要，翻译是一项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工作，翻译犹如文学创作活动，是以‘改良’或者‘建设’国计民生为旨归的。”他还主张，译者要重视翻译的思想性，即在翻译时，“必须注意原文的思想是否有积极意义，是否能使我国读者获得精神和艺术上的有益享受。”沈老选择翻译法国革命诗歌，无疑有为国家考虑，希望国家和社会能从译介中有所启迪。他对《国际歌》译词的精雕细琢，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，“一个译诗者，切忌做思想上的懒汉，浅尝辄止”。

沈宝基先生一颗红心，历久弥坚，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中南外院学人。先生在中南大学外语院的第一堂课，便是《国际歌和法国革命文学》，在三尺讲台上播撒共产主义的真理。他不仅给后辈留下了《国际歌》这首影响深远的译诗，还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译诗思想、高尚的译者精神、热切的家国情怀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。中南外语人将担当延续红色基因，续写更多红色华章。